一九二〇年某日，鄧雨賢扣起制服上的金色鈕扣，準備上學去。
彼時的鄧雨賢只有十五歲，遠遠還未開始他的詞曲創作生涯。事實上，在進入臺北師範學校之前，他對現代音樂的認知理當仍十分粗淺。像他這樣一個本島青年所能接觸的相關知識，通常僅限於公學校的「唱歌」課程，以及收錄於課本當中的四十六首日語兒歌。
不過接下來，鄧雨賢將會在臺北師範學校，跟隨著一位名叫宮島慎三郎的音樂老師學習彈奏西洋樂器，朝著作曲家的道路逐步邁進。而或許有那麼一刻，鄧雨賢會驀然驚覺：過去他在公學校裡曾經吟唱的許多歌曲，原來都是宮島老師的作品！
鄧雨賢的學習歷程，與同時代一些臺籍知識菁英的人生軌跡大抵相仿。舉例來說，他的同校學長、著名西畫家陳澄波，亦是在公學校的手工及圖畫課裡約略觸碰現代繪畫，又在中等教育階段遇見美術方面的啟蒙恩師，才能夠開展後來的畫家事業。換句話說，鄧雨賢與陳澄波的藝術才能養成，都是以日本政府建立的現代學校教育體制為起點。
——然而，對於日本統治者來說，這兩個本島人的藝術成就，其實都不在他們對於殖民地教育的初始規劃裡面，而更像是某種意外的副產品。（註一）
教育是一種征服？
總督府對於臺灣的教育建設，原本懷抱著什麼樣的想法呢？這個故事，正好可以從臺北師範學校（簡稱北師）開始說起。北師的前身是成立於一八九六年的總督府國語學校，那時是日本在臺始政隔年。決定設置這所學校的人，則是總督府的首任學務部長伊澤修二，他也是首先為臺灣制定教育方針的政府官員。
伊澤修二其實是個「國家主義教育」的擁護者。在他看來，政府興辦教育的終極目標，是要塑造理想的「好國民」，藉以幫助國家繁榮強盛。而在新入版圖的殖民地臺灣，教育也應當成為同樣一種教化工具。某次演講，他曾如是說道：
「實施教育，是要征服臺灣人的精神。
在臺灣的日本化成功之前，絕不能罷休！」
閱讀這句話，我們大抵可以明白：殖民政府在臺灣推動教育的初始用意，是為了要把臺灣人徹底變成日本人，使剛剛收編的異邦百姓，成為效忠天皇的帝國臣民。具體來說，這樣的教育又該如何進行呢？伊澤修二的想法，是要從語言學習著手。於是在一八九六年六月，北師的前身——總督府國語學校正式誕生。
如其名稱所示：這所學校的設立，原是為了在臺灣培訓大量教師，協助推廣「國語」（日語），並且傳授「好國民」所應具備的各種「文明」知識。當然，光有老師是不夠的。接下來，伊澤修二還準備要建造更多的「公學校」，讓前述的教育計畫得以向下落實。（註二）
教育是一種機會？
儘管伊澤修二的在任時間並不長，他的教育理念與諸多政策構想，也並未完全被後來的繼任者延續實行，但無論如何，他所提案建設的公學校，確實是在臺灣一間接著一間蓋起來了。到了一九二〇年代，已經有不少臺灣人願意把孩子們送進這些新學校，有些地方的老百姓甚至會主動請願設置公學校並負擔經費。這樣看來，他們已認知到新式教育能夠帶來許多益處。
話說回來，在近代學校出現之前，臺灣人難道沒有自己的教育場所嗎？當然也是有的。日本治臺之初，這座島上仍存在著許多私人興辦的「書房」，由那些精熟傳統漢學的儒生擔任教師。事實上，陳澄波在進入公學校以前，就曾在書房讀過幾年漢文。如果殖民統治不曾發生，鄧雨賢恐怕也會到書房裡背誦《三字經》、學著打算盤和記帳吧！
不過，傳統書房的影響力，在二十世紀以後日趨衰微。與此同時，公學校的畢業生則在逐年增加。若有志升學，則可以參加考試，嘗試擠進國語學校／師範學校與醫學校的窄門，或以僅有的幾個職業訓練所為目標。新的時代裡，進入學校習得日語能力、熟稔「文明」知識的臺灣青年，在社會上將擁有更強的競爭優勢、更多的職業選擇。直觀地說，由日本人引入臺灣的近代學校，宛若新時代裡的「新科舉」。
那麼，如果想要在這個新的制度當中向上攀爬，接受更高等級的教育，該怎麼做呢？同樣以陳澄波和鄧雨賢為例，很遺憾的，他們從國語學校或師範學校畢業後，都已抵達本島教育體制的終點。之後，這兩個人也將按照統治者的計畫，回到地方公學校擔任教師，度過好幾年的教書生涯。（註三）
伊澤修二原先是東京市議會的議員，在日本治理臺灣之後，他向總督樺山資紀毛遂自薦，隨後被任命為首任學務部長。（國立臺灣大學圖書館藏）
教育可以成為一種啟蒙，教育也同時是一種框架
總的來說，殖民政府對臺灣人推行教育的初始目標，是要傳播以國語為中心、能夠涵養國民精神的知識內容，而非鼓勵個人的自我實現與才能發展。整個日治時期，統治者始終操控著各種知識的「能學」與「不能學」，同時還透過初等教育以上的學制設計，將那些想要受教育的臺人子弟培養成教師、醫師，或者各種有助於「殖產興業」的技術人才。儘管一九二八年後，臺灣終於出現了一所臺北帝國大學，但日本人仍舊占去其學生總數的八成以上，真正從這所大學畢業的臺灣人，僅占整個臺灣社會的極少部分。
同樣的，公學校的音樂課與美術課，僅僅是「文明教化」的一個基礎環節而已。在臺灣的教育體系當中，殖民政府並未設立任何藝術方面的專門學校。藝術家的培養，根本不在他們的計畫裡面。
最終，陳澄波與鄧雨賢將會發現：唯有放棄公學校教職，遠赴日本參加升學考試，他們才有機會在現代的學院教育體系裡持續進修。而如果這兩個本島青年沒有勇敢地離開臺灣留學逐夢，今天的我們，恐怕也難以聽見〈望春風〉，看見〈淡水夕照〉。
鄧、陳兩人的故事，只是一個社會情況的縮影。同時代裡，許多臺灣青年都已紛紛開始察覺：本島人的智識發展，雖然因為學校教育而有所提升，但也深深受到統治者的框限。若要突破限制，臺灣人得向統治者爭取更多進階的教育機會，或者嘗試建立一所屬於自己的學校。
日治前期一張風景明信片裡所呈現的總督府國語學校，一九一七年，陳澄波從這所學校畢業。一九一九年，總督府國語學校改制為總督府臺北師範學校。一九二〇年，鄧雨賢成為該校學生。（國立臺灣歷史博物館藏）
（註一）
關於公學校的「唱歌」課，參見賴美鈴，〈日治時期臺灣音樂教科書研究〉，《藝術教育研究》，3（彰化，二〇〇二），頁43-45。關於鄧雨賢在北師所接受的音樂教育，大部分傳記作品都會提到宮島慎三郎（又名一條慎三郎）對他的指導。惟何義麟指出：一九二〇年代初期，著名本島音樂家張福興亦任教於北師，而「我們無法斷定誰是他的啟蒙老師」。參見何義麟著，〈鄧雨賢的成長與求學歷程之考察〉，收錄於臺灣鄧雨賢音樂文化協會，《鄧雨賢暨大眾史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（臺北：臺灣鄧雨賢音樂文化協會，二〇一五），頁41。
（註二）
段落中的引文，以及伊澤修二懷抱的教育理念，參見陳培豐，〈殖民地臺灣國語「同化」教育的誕生——伊澤修二關於教化、文明與國體的思考〉，《新史學》，12：1（臺北，二〇〇一），頁121-123；陳培豐著，王興安、鳳氣至純平譯，《同化的同床異夢：日治時期臺灣的語言政策、近代化與認同》（臺北：麥田，二〇〇六），頁69-104。
（註三）
本節內容，參考許佩賢，〈日治時期公學校的成立與地方社會〉，收錄於許佩賢編，《帝國的學校．地域的學校》（臺北：臺大出版中心，二〇二〇），頁29-59；許佩賢，〈公學校畢業生的社會史意義〉，收錄於許佩賢著，《殖民地臺灣近代教育的鏡像：一九三〇年代臺灣的教育與社會》（新北市：衛城，二〇一五），頁75-104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