臺灣新文化運動紀念館

1920年1月11日，遠在「帝都」求學的臺灣留學生在蔡惠如的東京居所，與部分旅日仕紳組織了「新民會」，並推選林獻堂為會長、蔡惠如為副會長，成立大會的決議目標之一即是彭華英、林仲澍提議的「發行機關雜誌」，希望以此做為啟蒙臺人、發表輿論及聯繫島內人物感情的媒介。

雖然辦刊目標明確，但經費卻苦無著落。當時財務已有狀況的蔡惠如，仍慷慨解囊，將1,500圓交與林呈祿充作創刊費用，而後雜誌社也收到了林獻堂、辜顯榮、林熊徵等臺灣仕紳的捐款，使《臺灣青年》創刊號終於在7月16日問世。雜誌內容以日文與漢文並陳（篇幅比例約為6:4），投稿著述者並不僅限於留學生，更包含「內地」和「本島」的各界人士。

臺灣青年雜誌社的蔡培火（編輯兼發行人）、林呈祿（司庫）和彭華英（庶務），透過各自的人際網絡在日本建立了與宗教、政治、言論界人物的關係，得以豐富《臺灣青年》的內容與擴大團體的影響力。比如明治大學泉哲在創刊號的〈敬告臺灣島民〉一文中曾言道「臺灣非總督府之臺灣，實為臺灣島民之臺灣」，而蔡培火在〈我島與我等〉則進一步說「臺灣乃帝國之臺灣，同時亦為我等臺灣人之臺灣」，成為日本時代臺灣社會運動的重要理念之一。

《臺灣青年》的創刊號，因為島內特定經銷商（取次人）申請程序耽擱，而使前兩期的雜誌都無法與臺灣讀者見面，直到第三期由徐慶祥擔任取次人才獲准發行。但，後續期數則又有遭到禁止販售或刪除文章的情況。對此，雜誌社除了向帝國政界表達抗議，也將未通過審查的文章成功改投其他報刊，批判總督府書籍檢閱制度標準的不一致性。同時，為了能通過檢閱，雜誌社也增加內部審查機制。《臺灣青年》無論出刊前後，都要面臨殖民統治者設下的重重關卡。

1922年，《臺灣青年》為「應時勢之推移與我島文化之要求」更名《臺灣》，取次人則因為徐慶祥病故而改由蔡培火擔任。後來，又因為刊載文體和時事報導篇幅的調整，於1923年增刊為《臺灣民報》，延續著臺灣青年「促進我臺民智」和「島民言論之先聲」的使命，自稱為「臺灣人唯一之言論機關」。